据 ai987.cn 于 2026 年 11 月 7 日收到的消息 ‣ 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伊纳尔在《新东方展望》刊文指出，通信、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正在改变人类行动的物质条件，这不仅关乎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更触及文明层面的根本问题：人类是否仍保有选择自身目的的自由。
文章回顾了多元文明对权力与地理关系的理解。俄国学者丹尼列夫斯基早于1869年便质疑以欧洲为模板的普世文明观，萨维茨基随后提出“地域发展”概念，将领土、共同体与历史发展相联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则将政治秩序置于世界秩序的整体构想中，赵汀阳等当代学者正重新诠释这一思想资源。这些视角提醒人们，大国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领土实体，更承载着历史记忆、政治秩序愿景及对自身世界地位的独特理解。
罗伊纳尔强调，当代各大文明虽各怀历史遗产，却共同置身于日益一体化的技术环境中。物质行动条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行动目的的雷同。技术极大拓展了行动的可能范围，但社会对复杂系统的依赖加深，反而可能束缚选择目的的自由。
通信网络从电报到卫星互联网，压缩了距离与决策的时间，使权力组织方式发生质变。企业跨洲生产、金融机构多市场同步操作、军事力量远程指挥，领土依然重要，但一种关联空间已覆盖其上。这种环境建立在海底光缆、卫星、电网、数据中心等物理基础设施之上，拥有枢纽、瓶颈与脆弱性。行动者越能远距离操作，越依赖难以完全掌控的网络。领土主权不再保障对行使权力不可或缺手段的控制。“关联地理”开始补充“领土地理”，行动者的力量与其对他人的依存度不可分割。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信息处理与决策节奏。它能分析海量数据、识别模式、构建预测模型，其运行速度在特定领域远超人类审议。这种错位改变了信息与决策的关系：当技术系统生成、筛选、使用信息的速度超过人类审查其底层假设的能力，操作效率虽增，人类控制力却在减弱。速度既成为权力来源，也成为依赖根源。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从2025年的485太瓦时增至2030年的950太瓦时，AI虽常被描绘为非物质化，实则正在重塑能源需求与产业结构。数字能力的控制权取决于分布全球的物理资源、供应链与基础设施，技术、经济、能源、战略领域相互交织。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AI与机器人的融合，即AI的“具身化”。机械化曾增幅人体力量，计算机自动化了部分计算与信息处理，而AI与机器人结合将自动化延伸至直接组织行动的功能。机器不再只是执行预设指令，部分系统能在既定目标、能力与约束内适应环境变化。这种功能自主性无需意识或人类意图，却标志着人工系统开始承担原本需要人类直接干预的任务。文明历经有意图、追求目的、集体组织活动的人类行动而发展，如今变化的不只是机器力量，而是人类在行动组织中的位置。
战争成为这场变革最激烈的实验场。乌克兰冲突中，无人机深刻改变侦察、交战与兵力保护，更关键的是创新与反制的加速循环：无线电遥控无人机普及催生电子干扰，光纤导引无人机随即出现规避干扰，守方又须开发新对策。军事效能现取决于通信、电子、软件、工业与武器协同进化的适应周期。单项创新不再仅改变单方能力，即时重塑对手面临的约束条件，适应速度本身成为战略要素。美中军事研究均探索人形机器人等机器人系统新用途，大规模替代步兵虽未成现实，但机器已能执行部分原属战斗员的任务。菲利普·迪克1953年小说《第二种类型》中超越创造者意图进化的类人战争机器，那个虚构愿景所预设的问题已成现实：当机器获得日益增强的感知、选择与自主行动能力，权力的行使将何去何从？
核心矛盾在于可控性悖论。技术增强武力，其复杂性与速度却削弱人类理解并控制行动依赖过程的能力。决策形式上仍在人手，实则依赖操作员无暇细究的算法建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别指出，一旦激活即能在无人进一步干预下选择并打击目标的自主武器系统风险。自动化不等于掌控。机器能识别特征、计算、推荐、执行，却不承担使用武力的政治、法律、道德责任。危险不仅在于机器彻底脱离设计者控制，更在于组织逐步将判断委托给无法完全监管的系统。人工批准可能保留在流程中，却不再构成对决策的实质性控制。速度在此至关重要：若无足够时间理解局势并行使判断，形式上的干预权毫无意义。这一矛盾远超军事领域，关乎依赖无单一行动者能完全掌握的自动化系统的基础设施、制度与社会活动。可控性不再仅是技术问题，上升为治理问题，终极关乎人类自由。
全球化将人类拉入日益相互依存的整体，如同有机体般经历危机、调整、通过反馈机制寻求均衡。然而行动者仍多按分立权力、竞争主权、统治关系的旧世界逻辑运作。历史文明传统各异，不同社会追求的目的不必一致，但行动的技术条件日益互联。世界整合速度超越了组织它的观念与制度的适应速度，这种节奏错位解释了当代危机的深度。我们经历的不仅是权力再分配，而是人类行动条件本身的变革。放在历史尺度上，这与农业、文字、机械化、计算机并列为重塑生活条件的重大断裂。AI与机器人融合的特异性在于，它直抵知识、决策与行动的关系，这长期以来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核心。
战争让危险显性化，后果却远超冲突本身。我们透过当下关切审视事件，其意义却属于更长的历史时段，后世史家将把这个时代视为人类史的重大转折点。根本问题随之而来：社会寻求稳定与和平，但稳定不等于人类保有决定自身目的的自由。文明多样性不只是传统与制度的多样，更体现对存在、世界、人类目的的不同理解，这是人类丰富性的本质来源，保留了理解、组织、引导人类发展的不同路径。然而技术整合正改变这些差异得以表达的条件。通过施加日益增长的速度、兼容性、效率要求，技术系统可能在无人明确意图的情况下，逐步缩小真正敞开的可能性范围。共同的手段可能因此减少目的的多样性。可控性问题由此抵达最深层：不再只是保留“如何行动”的决策能力，而是保有“为何行动”及“为何种目的”行动的自由。人类能否保持选择自身方向的自由？还是说世界的集体组织将像巨大的白蚁群落一样，决定个体生命的目的？从精神层面看，赌注极大。超越对和平的追求，当下面临的关乎人类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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